卢沟作为古代幽蓟一带的重要水道，早在原始聚落发展时期卢，沟古渡就是古人进入北京小平原的唯一天然通道。到了唐宋之际，由于穿行的人越来越多，此时只靠船只摆渡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后续又出现了临时架设的浮桥或木桥。

　　从摆渡到浮桥

　　卢沟作为古代幽蓟一带的重要水道，早在原始聚落发展时期，卢沟古渡就是古人进入北京小平原的唯一天然通道。正是这条通道，使发轫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中原文化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传播，北方草原文化沿着同样的路线逐渐向南渗透。于是，这里成为南北方古代文化集中接触的地带，而渡过卢沟的最好渡口就是后来兴建卢沟桥的地方。由于当时穿行卢沟的频率不是很高，人们主要通过一些船只摆渡沟通两岸。 

　　到了唐宋之际，随着蓟城发展为燕京，这座古城开始变成整个华北地区重要的都会，人们往来于此愈加频繁，往北穿过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通向北方的大草原和东北平原，往南则跨过卢沟直达中原各地。 

　　由于穿行的人越来越多，此时只靠船只摆渡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后续又出现了临时架设的浮桥或木桥。

　　唐代诗人刘皂远离咸阳故里，客居燕蓟十载，十年之后他重返家乡。 

　　当他再次横渡卢沟的时候，触景生情，写了抒情小诗《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刘皂在咸阳与并州之间，十年中往返一次，都是经过桑干渡口。可见至少在唐代，桑干渡口就已是连接并、幽与秦、晋的交通要道了，但此时应该还没有浮桥。 

　　北宋诗人苏辙对于桑干渡口的感受，则另有一番意境。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 

　　在苏辙笔下，似乎对物候格外敏感，桑干渡口成了“北结”与“南和”的“回归线”。

　　卢沟石桥天下雄

　　上面两首诗只是浅浅提到了卢沟古渡口，并没有出现对古渡上浮桥的描述。宋朝大臣张舜民曾出使过辽国，在他撰写的《使辽录》里说道：“过卢沟河，伴使云‘恐乘桥危，莫若车渡极安，且可速济’，南人不晓其法。”（见《契丹国志》）显然，此时这个重要的古渡口上仍然没有固定的桥。 

　　浮桥时代，水浅时，驾着马车即可过去，放弃颤颤悠悠的木桥是个明智选择。 

　　据《大金国志》记载：“自南使过卢沟，悉断桥梁，焚次舍，亦恐宋不从而自防也。”文中提到了卢沟上有桥，宋朝使臣（南使）过卢沟后，尽将桥梁毁断。这里提到的桥梁，应该就是临时性的木质浮桥，故而很容易被拆断。 

　　直到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使臣许亢宗等出使金国，在他们后来写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里出现了有关卢沟浮桥的记载：“离（良乡）城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两岸造浮梁，建龙祠宫，仿佛如黎阳三山制度，以快耳目观睹，费钱无虑数百万缗。”从这段话可以得知，在燕京回归宋之前，这里的居民已经在卢沟上建造了小桥，以供日常渡河之需。而后宋朝曾有都水监官员在卢沟上建造了一座规模可观的浮桥，以便沟通燕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这大概就是对卢沟浮桥较早的清晰记录了。

　　范成大过卢沟浮桥

　　南宋有一位著名人物也对卢沟古渡浮桥有过清晰描述，此人便是南宋官员范成大。当年范成大出使金国，北渡卢沟时，写下《卢沟》一诗，其中写道：草草舆梁枕水低，匆匆小驻濯涟漪。河边服匿多生口，长记轺车放雁时。 

　　诗中“舆梁”指能通车马的桥，“草草舆梁”就是指临时搭建的浮桥，因进出金中都必经浮桥，所以河边市镇上靠服务为生的人日益增多，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秋天飞雁时节坐着轺车（指轻车）从这里经过的情景。 

　　看似作者笔下的卢沟浮桥景色宜人，然而他此时却面临着人生的一次大考验，这个故事还要从宋金议和说起。 

　　当时正值宋孝宗即位之初，其雄心正盛，因此对之前达成的宋金“绍兴和议”条款，深感不满。特别是除了割地赔款以外，还规定：金朝使者来宋授金朝国书时，宋朝皇帝必须站着接受。 

　　面对此等奇耻大辱，宋孝宗希望在对金朝的礼节和主权上挽回一些尊严，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后，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与金世宗达成了“隆兴和议”。规定南宋皇帝对金朝皇帝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金宋双方由原来的“君臣之国”改为“侄之国”；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由原来的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然而，对站立接受金朝国书这个仪式，宋孝宗虽耿耿于怀却不敢直接提出，只好另想办法。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宋孝宗制定了一个计划：即以官方身份正式向金国提出归还今河南地方的北宋皇陵之地，借着这个无可厚非、冠冕堂皇的机会，让使臣以个人身份提出要求改变大宋皇帝屈辱受书仪式这一规定，却不作为官方要求写进书面条款。这样一来，若能成功当然最好，若不成功最多由使臣个人承担后果，从而避免导致两国兵戎相见的局面。但这个计划无异于让使臣羊入虎口，因此绝大多数文武官员不敢领命。关键时刻，范成大挺身而出，抱着必死之心对宋孝宗说“臣已立后，为不还计”，便接下了这个凶多吉少的差事。 

　　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北上赴金。当他抵达燕山时正值重阳节，心有所感便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里面也写到了卢沟： 

　　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旧京行遍，中夜呼禹济黄流。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晚客多病，风露冷貂裘。 

　　对重九，须烂醉，莫牢愁。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 

　　这首词上阕描写范成大途经东京汴梁（开封府），徘徊凭吊故国夜不成寐，内心呼唤着曾在此治水开疆、奠定华夏版图的大禹，抒发出抗击外侮、收复失地的爱国豪情。下阕写出重阳时节自己渡过卢沟，虽身处险境但决不辱使命的信念。全词表现了范成大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无限豪情和为国献身、死而无憾的英雄气概。 

　　最后范成大的命运如何？ 

　　据清代学者吴乘权编撰的《纲鉴易知录》记载，当时范成大提前秘密写好要求改变授书仪式的奏疏，藏在怀中。抵达金中都（今北京）觐见时，先向金世宗呈上宋廷请求归还皇陵所在地的国书。当金国君臣正倾听他的慷慨陈词时，范成大忽然说道：“宋金两国已经结为叔侄关系，但是授书礼仪却没有定下来，臣有疏请上达。”金世宗听后大怒，厉声喝道：“这里岂是你献疏的地方？”范成大毫无惧色，坚持要将自己的个人奏疏上呈。当时金国君臣都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金国太子完颜允恭恼羞成怒，当场就要杀掉范成大，所幸被旁人劝阻。又有人建议扣留他，范成大仍面不改色、凛然不惧。最终，因为范成大的顽强坚持，金世宗接受了这封奏疏，虽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却也不曾加害。 

　　范成大此次出使，不仅气节得全，竟幸运而归。对此，《宋史》写道：“成大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者欤？”对范成大这次出使金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卢沟古渡也见证了范成大这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