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8月27日  

  武俊腰牌

  宛平城顺治门

  元代《析津志》作者熊梦祥(国画)

  辽、金、元、明清北京城位置变迁示意图

  北京拱极城(今宛平城)始建于明崇祯年间,督建官武俊蒙冤数百年,直至1958年碑文现世方得昭雪。其东“顺治”、西“永昌”二门名,竟巧合预示明清易代年号,堪称历史奇谈。1928年宛平县署迁入此城,始得今名。一座边陲小城,承载着王朝兴替、民族抗争的厚重记忆,至今屹立卢沟桥畔,静诉沧桑。

  武俊埋冤

  拱极城由武俊督建,这个事实众人皆已知晓,然而谁料整个事件并非一帆风顺,里面竟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冤屈!1958年,政府为便利北京交通拆除东城门瓮城时,在城门楼墙内发现了一块石碑。据后期研究,这块长1.58米、宽0.88米的石碑正是明代拱极城工程主持人武俊埋的。碑上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当年施工的经过和所用银两、工料以及城的丈尺及形制,还记录了当年捐款人的姓名官职,捐款来源和开支情况。这一发现,终于让武俊埋了近半个世纪的冤屈大白于天下。 

  据石碑记载,当年武俊因以最节俭的预算赢得崇祯皇帝的信赖,于是替掉苏元民等人被授予督建拱极城之职。而苏元民等人由此心生怨恨,打算伺机报复。但武俊却没考虑到这一点,他到任以后,只一心一意扑在筑城上,尽量以最小的预算筑最好的城,因此,竣工后一计算,实际支出银两仅13.28万,比他自己当初提出的预算还节省了一万多两银子。 

  这样一来,苏元民等人更坐不住了,便合起伙诬陷武俊。他们串通工程验收官,禀报皇上说武俊贪污了1.72万两银子。崇祯皇帝听闻大怒,竟未调查,便下令将武俊革职查办。武俊没有办法,只得倾尽所有补贴上1.72万两银子,才免除了牢狱之灾。 

  武俊被构陷后,无处申冤,只得忍气吞声。他自知此事问心无愧,却没想到落得如此地步!于是就将这件事的始末偷刻在石碑上,并藏于墙内,希望将来有机会给自己平反,恢复名誉。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在拱极城完工后的第四年,李自成便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树下。同一年,清八旗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攻入北京城并打跑李自成,开启了大清王朝对中原的正式统治。 

  武俊碑的出现,曝光了武俊的冤情,而后来发现的一块腰牌又为拱极城正了名。《日下旧闻考》中曾有按语称:“拱北城,本朝更名为拱极城,复改永昌门曰威严。屡事修葺,设西路捕盗同知及巡司、游击各员弁驻守。”从这段记载来看,宛平城最初应被称作“拱北城”。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相信《日下旧闻考》的说法,认为该城初建时叫拱北城,到了清代改名为拱极城。但1981年8月,在宛平城西门洞地下发现的一枚钟形腰牌,直接否定了这一说法。 

  这块腰牌高11厘米、腰宽5.8厘米、底宽7.5厘米。腰牌铭文为“敕令”:“钦差分守真、保、涿、易、龙、固等处地方详查台垣、火具、清军募练兼勘山西开采事务、督理拱极城工,御马监太监武俊。崇祯十三年三月上吉日立。”此腰牌清楚地说明督理建工者是御马监太监武俊,而修建的就是拱极城,年份为“崇祯十三年三月”。因此,这座城从建成之日开始就叫拱极城,而不是后来讹传的拱北城。

  城门谶语

  若说武俊冤屈和城名乌龙实属人为,那拱极城两个城门名字的故事却着实玄妙。拱极城有两个城门:东门名“顺治”,面向北京;西门名“永昌”(清代改为“威严门”),面向保定。巧合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建立大顺政权称帝,年号便是“永昌”;而满清入关后定都北京,建立清朝,“顺治”竟成为清世祖福临的年号,福临也因此被称为顺治皇帝。 

  清初官员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引《万青阁偶谈》记载:“余调明崇被间,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前曰顺治,后曰永昌,一为本朝年号,一符闯贼僭号。”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而清代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有着类似的记载:“(崇祯十一年)二月,城芦沟,名拱极城。太监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为惫。城既成,向北京一门题额曰顺治门,向保定府一门题额云永昌门。数之前定如此,异矣。”近代学者夏仁虎的《旧京琐记》中载:“明崇祯之际,题北京西向之门曰顺治,南向之门曰永昌,不谓遂为改代之谶。流寇入京,永昌乃为自成年号。清兵继至,顺治亦为清代入主之纪元。事殆有先定欤?” 

  大明王朝的两个掘墓人大清和大顺政权,偏偏分别选中了“顺治”和“永昌”两个年号,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对于人们的种种猜测,历史从来都是漠然以对。然而,细想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好笑,怕是拱极城的两个城门真的有“先见之明”。

  先有宛平县后有宛平城

  宛平县自幽都县更名后,县名历经辽、金、元、明、清几个政权的更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一直流传下来。但名虽未改,其办公县署驻地却在各个朝代有所变迁,这也是导致拱极城更名宛平城的直接原因。 

  有关宛平县署最早的详细记载是元代的《析津志》。元代宛平县署大致位于平则门西南五里处,初建时十分简陋。宛平县署正厅名“承宣堂”。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李世昌任县令时期,“顾公署狭陋,无以壮县仪,遂植坏起废,先饰厅事,序以两廊,次为幕、为库、为庖、为囹圄,构屋近六十楹”。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阖县诸公集资修建宛平县署大门,“自监县赛甫丁忠显、县侯承德张让、县丞李从仕文裕、范登仕封、从仕德裕、主簿将仕爱材、孟将仕干杨、将仕忽都不花、县尉进义赵成、典史赵鼎、王惟正、阎成举,无异同之论、协力以署。其门经始于秋七月,落成于仲冬月。南北广四寻、深得其半,规制严严,匪奢匪僭,使吏治尊,而民物耸,其用力亦穷矣”。(见《析津志辑佚》) 

  明代,宛平县署在北京城内地安门积庆坊(今贤良祠附近)。明代京师分为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和北城等五城,每城设坊。其中,中城指的是正阳门里,皇城两边区域,下设南薰坊、澄清坊、成寿坊、明照坊、保大坊、仁寿坊、大时雍坊、小时雍坊、安富坊和积庆坊等十坊,除了宛平县衙位于积庆坊,坊内还分布着众多的中央衙署。

  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沈榜升任宛平县知县,他在任期间留心时事,不仅主持重修县衙仪门,还搜寻掌故,根据署中档案编著了《宛署杂记》。该书对宛平县署的建筑布局与规模进行了详细记述,包括负责明确分工事务的各科衙署。“县署设北安门之西,中为节爱堂。堂东为幕厅,西为库,后为见日堂,各三楹。循两阶而前为六房,东曰吏房,曰户房,曰粮科,曰礼房,曰匠科,曰马科,曰工南科;西曰兵北科,曰兵南科,曰刑北科,曰刑南科,曰工北科,曰铺长司,曰架阁库,曰承发司……堂前为露台,为甬道,为戒石亭,为仪门。其外,东为土地祠,西为狱,又前为大门,以其面皇城而治也,故不敢树塞云。见日堂后为知县廨,又后为官仓,三堂。东为粮马县丞廨,迤南为典史廨,堂西为军匠县丞廨,稍前为管屯主簿廨,吏廨无定所,时补各官廨之空地云。” 

  清代的宛平县署在北京城内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即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中国妇联干部学院处),并多次重修。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宛平县治大门至署宅共六层,监狱在大门内。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光绪九年(1883年)再次重修。县丞署,旧在县治大门内,后移至门头沟。典史署,旧在县治仪门东,后废,赁屋治西嘉兴寺办公。光绪九年(1883年),府尹周家楣重修。 

  民国建立后,1914年废除顺天府,将原府属大兴、宛平、良乡等各县改称京兆地方。1928年,国民政府又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不再作为首都,北京(当时称京兆地方)所属大兴、宛平等20县划归河北省,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宛平县署也需另觅新址办公。恰好卢沟桥边有一处完整的拱极城,用作县署的办公地点非常合适。于是,经河北省建设厅报请河北省政府批准,1928年12月,宛平县署正式由北京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迁至拱极城,并把原顺天府西路厅的办公地点作为县署,拱极城遂改名为宛平城。从此,宛平县终于有了宛平城。 

  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摧毁宛平城门和县衙,宛平县署被迫从宛平城迁至长辛店老爷庙。从此,宛平城不再作为宛平县县署驻地。如今,宛平县已在历史滚滚前行的车轮中消逝,但宛平城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现作为宛平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宛平城开始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迈向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