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清廷于卢沟桥、拱极城一带频繁举行大阅及炮兵操演，既为震慑外藩、巩固统一，亦体现对军事训练的重视。

　　康熙大阅

　　清朝占领北京之后，虽然很快平定了农民起义军和明朝的残余势力，一统天下，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没有放松军队的操练，时人称之为“大阅”。清初顺治年间，大阅仪式主要是在南苑举行，到康熙年间，逐渐移至卢沟桥、拱极城附近。 

　　大阅之典在清朝是一件大事，其规模极为壮观。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尔喀各部首领进京朝贡，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演习一批新型火炮。是时，皇帝由紫禁城午门出，经宣武门向拱极城行进。八旗都统、各帅所部将士，纷纷身披甲胄，佩带弓箭，张开旌旗，从湾子里夹道分列。到达拱极城后，前锋官军自卢沟桥夹道分列，一直延至王家岭山麓。康熙帝升座后，一声令下，红衣大炮相继轰鸣，场内靶子应声而倒，场面十分壮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不免惊惧，甚至有的匍匐在地、战栗不止。康熙帝十分得意，却假作安慰：“阅兵乃本朝旧制，每年都是如此，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帝再次在卢沟桥举行大阅之典，一同前来观看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更多，“圣祖仁皇帝幸卢沟桥，大阅军容，试放火器。外藩喀喇沁、鄂尔多斯、吴喇忒、克西克腾、乌朱穆沁、喀尔喀、科尔沁、敖汉、翁牛特、札鲁特、诸王台吉等皆随观……”（见《大清会典事例》） 

　　显然，这样的大阅带有表演性质，清朝统治者让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观看，只是为了震慑他们的叛逆之心，更好维护国家的统一。 

　　大阅之典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原来没有具体数字，到雍正六年（1728）才正式定制。据清代《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阅兵队伍前面有炮车、炮手、枪手、仪仗队等组成的大阵，气势恢宏。以汉军火器营打头阵，继之以八旗火器营及护军营、骁骑营等精锐军队，共有将士18000余人，其后又排列有三十四营的军队。仪仗队中大旗、抬鼓、鸣锣、海螺、蒙古画角（古代乐器）等成百上千，乐声喧闹，枪炮齐鸣，极为壮观。最初这样的大阅之典大体上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是，随着清朝统治功能的衰退，大阅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到了嘉庆后期，甚至一度中断了几十年。

　　炮兵训练

　　除大阅之外，清政府还经常在卢沟桥、拱极城附近操练炮兵，这种操练已经没有了表演的成分，而是真枪实弹的军事训练，因此不邀请其他人士参观。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皇帝钦定卢沟桥演炮制度。《清史稿》记载：“定演炮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炮十位至卢沟桥西……即于炮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炮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 

　　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乾隆皇帝命八旗兵丁赴卢沟桥操演枪炮，定例三年一次，于九月内举行，自此成为定制，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终止。 

　　清朝统治者对于在此举行的军事操演十分重视，每次操演之前都要举行祭祀炮神的隆重仪式。仪式由清朝主管祭祀的太常寺主持，共设八座神坛，上列八门火炮，以应八旗之数。镶黄旗炮位放在最前面。每门炮位前都设有炮神神位，前置牲案、香坛，各陈一羊、一猪，五盘果实、二十只杯盏。祭祀完毕后才开始真正的军事训练。 

　　这些军事操练，往往是由兵部官员负责考核其训练情况，奖优惩劣。据清人董诰等人编纂的《钦定军器则例》记载，汉军八旗演练的考核办法为：每炮要演放十五出炮弹，能够中十出才算合格。如果所中的数不够，少一二出，要将炮手打四十军棍。少中三出以上者，要打八十军棍，如能比十出多中一出，奖励炮手一两银子，多中二出以上，赏银二两。由此看来，这一考核方式还是很严格的。其射击合格命中率为67%左右，超额者赏以白银，不合格者则被责打军棍。 

　　清朝军队的火炮威力巨大，每当操演之时，枪炮齐鸣，声闻数百里。康熙帝曾与身边大臣谈到此事时说：“古人云，隔里不同风，此言最确，又尝考验雷声，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惊百里’，若霹雳则不过七八里也。至于炮声，竟可闻于二三百里。从前卢沟桥演炮，天津皆闻之，此其验也。书籍所载，虽不可尽信，然亦有凿可凭者。”（见《清圣祖实录》）由此可见，康熙帝对于火炮威力之大是十分满意的。但到了清朝后期，清政府的统治日渐腐败，训练的水准不升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