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4年，金改燕京为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析津县为大兴县，宛平县名延续，隶属大兴府，宛平开始成为附郭京县。

　　金王迁都始附京

　　金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政变，弑金熙宗自立，改元天德。完颜亮篡位之后采取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将都城从上京会宁迁至中都燕京。一心仰慕汉人文化的海陵王派遣卢彦伦和画工到汴梁（宋东京），调查北宋宫室制度。 

　　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颁发《议迁都燕京诏》，派遣张浩、梁汉臣等人规划设计，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城，为此征用了民夫80万人、兵夫40万人。由于工期短促，奴役残酷，疫病频生，还征用了当时北京周边五百里以内的医生。最终，新都城于贞元元年（1153年）竣工。《正隆事迹》云：“完颜亮杀兄亶而自立，明年下诏求言：是时上封事者多言会宁僻处一隅，官艰于转输、民艰于赴、愬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之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佐张浩右相张通古役天下夫匠百万，肖京师之髣髴营都于燕山，三年乃成。”

　　竣工验收后，完颜亮下诏迁都，一举把这座辽陪都扶正，取名“中都”，寓意其居五京（金朝曾设五都）之中、天地之中。他把宫廷、宗庙、衙署、皇陵等政权核心迁移至此。据《金史·地理志》载：“海陵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圣都，寻改中都。”从此，中国历史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 

　　1154年，金改燕京为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析津县为大兴县，宛平县名延续，隶属大兴府，宛平开始成为附郭京县。“废帝筑燕京改名曰永安，以析津府为大兴府”（见《日下旧闻考》），之后北京城址虽有迁移，但东大兴、西宛平的格局一直延续下来。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后改名为燕京。元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后元朝迁都到中都，并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大都路总管府，宛平县隶属其管辖，仍为附郭县（见《北平图经》）。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皇帝夏冬时节都会在大都和上都两都之间巡幸，即所谓“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这种两京巡幸制度是对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兼顾管理，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宁和社会统一。

　　明清附郭顺天府

　　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元年（1368年）北伐，攻克元大都后，将大都路改为北平府，设立“北平布政司”统治北平府，宛平与大兴属北平府管辖。 

　　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开始以北平为京师，改称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升北平府为顺天府。宛平县、大兴县再次附郭京都，成为畿辅首邑（见《大明统一志辑录》）。 

　　当时，北京有句老话：“皇帝坐金銮，脚踩两个县。左脚踩大兴，右脚踩宛平。”这种格局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清时代。 

　　明清时期的宛平县辖区范围很大，县境范围中轴线以西约200里至怀来县界，南北约160里，北至清河与昌平为界，南至榆垡与固安为界，西南与良乡为界，总面积3600余平方公里。明万历年间全县人口1.67万户8.17万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人口4.51万户20.64万人（见《北京市丰台区志》）。

　　《宛署杂记》中的“剥削账本”

　　宛平作为附郭京县，因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如元代宛平县为“神州赤县”，明代“宛平、大兴遂为畿辅首邑，比之南上元、江宁。”清代宛平县被称为“神京右臂”，其政治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但其地处天子脚下，深涉封建王朝盘综错杂的政治中心，亦最难治理。不仅受到的剥削更为严重，而且在此为官更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极易得罪权贵。清朝官场上就曾流行着一句俗话：“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而宛平县正好就是小县附京城，其生存难度可想而知。 

　　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沈榜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字二山（一说，字子登），今湖南临湘市羊楼司人。学笃行慎，为士林所推崇。 

　　据载，沈榜上任之时，宛平县库存仅余52两银子，而需要支付的各种款项达4000多两，以至于其想要弃印而去。后来沈榜治理宛平县三年，捕伪符、清匿税，经营擘画，顿累千金以上。 

　　沈榜具有真才实学，他感到宛平建县二百多年，还没有一部县志，便慨然自任。从此留心时事，搜求掌故，充分利用署中的档册文件，终于撰《宛署杂记》一书，使其成为宛平县第一部县志。在此期间，沈榜切实感受到了明代阶级矛盾的激烈，他深知宦官为祸、“宫禁”的森严，也知道寺庙陵墓挤占耕地的严酷，于是在书中感叹道：“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地。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中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从字里行间，使后人感受到了作者那悲天悯人的良知。 

　　但限于地位，沈榜似乎对许多已掌握的情况有所保留，因为他无史官之责，只能把此书称为“杂记”。 

　　但与一般县志不同，《宛署杂记》不是简单地罗列资料，而是既有分析又有选择地利用资料。如在书中“经费”上下两卷中，记录了宛平县需要担负的坛庙、陵园行幸、宫禁、各衙门、考试等经费，巨细不遗，项目之多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如上昭陵墓一次用女轿夫多达一千六百名；而祭祀太庙，就分为每月荐新和每年正祭两种形式祭祀，每种形式都是每月一祭，其所需用的食品、物品不计其数，使后人读罢真切地感到了宛平人民被剥削的严重情况。综观整本书中，“地亩”“人丁”“徭赋”“力役”“宫庄”“马政”“奶口”“税契”“铺行”等卷，也卷卷详细记录了统治者各种各样勒索剥削的名目方式，使这本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剥削账本”。

　　“宛平知县 一年一换”

　　明清时期，皇帝每年春天要到先农坛开犁耕地，原因是皇帝要给天下子民做躬耕农田的表率，以告诫百姓不要违背农时。于是便在宛平县管辖内的先农坛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于每年仲春亥日来到先农坛，扶着犁、拿着鞭、轰着牲口，象征性地屈身劳作。这一亩三分地播种后可是要收获的，收获后还要向国家交税，以表示连皇帝都带头遵守国法。 

　　当然，这收税的差事自然要由宛平知县亲自承担。所以每年秋后，宛平知县都要郑重其事地到皇宫收皇帝的租子。可难处就在这里：如果不收，就是失职，对不起朝廷，失职论罪是要杀头的；但如果收了，一个小小的知县收皇帝的租子，又犯了大不敬，皇帝一翻脸也有杀头的危险。因此，租子是收到了，皇帝虽然念宛平知县是为国而收，可免去一死，但到底心里别扭，终归要寻个不是把这个知县换了才好。所以就传出了“宛平知县，一年一换”的说法，当然这多少带点夸张的成分，但历史上还真有因皇帝亲耕活动被治罪的宛平知县，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张洽。 

　　嘉庆二十年（1815年）三月初一，嘉庆皇帝来到先农坛亲耕。大家都知道皇帝一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会耕地，可这次亲耕时，碰巧顺天府所备的耕牛不是很驯服，嘉庆皇帝一顿操作下来，竟将耕牛惹恼了。这牛可不管驾驭自己的是天子还是百姓，瞬间发起了牛脾气，死活不肯耕地。没办法只好另换一头耕牛，可是换回来的耕牛仍不驯服。为了避免嘉庆皇帝尴尬出丑，御前侍卫十余人赶紧上前帮忙，这才勉强耕了三个来回。 

　　嘉庆帝虽然勉强完成礼仪，但心中十分生气。他登上观耕台，即刻命容亲王、克王、庆郡王等人，各耕五个来回。然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的官员各耕九个来回。结果，这三王九卿面对不是很听话的耕牛也毫无办法，他们本来就不会耕地，况且又不是“皇帝”，即使无法驾驭，也不敢有人上前帮忙，最后甚至出现了耕牛四处奔逃的事情。结果，一场庄严的亲耕礼活脱脱地变成了一出闹剧。 

　　虽然已经让三王九卿都出了丑，可嘉庆皇帝心里还是不解恨，于是，当天又向内阁发了上谕：“耕耤为劭农大典，顺天府供备牛只，平时不勤加演习，玩忽从事。著将专司供办之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俱先行革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顺天府府尹费锡章系专辖之员，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此次一切例赏，概行停给。” 

　　如此一来，顺天府府尹费锡章、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也只有领命的份了。不过看过《宛署杂记》对皇帝躬耕活动的详细记载后，他们得到这样的处罚似乎也不冤，因为参加活动的耕牛是要提前一个月准备并训练好的。当然，如果是耕牛临时出现状况，那就只能“迎风吐唾沫——自认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