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抵御外患，崇祯帝命建拱极城，虽形制精坚、俨若雄关，却未能挽救明朝危局。入清后，该城渐由军事要塞转为行政枢纽，设西路厅以治地方，反映出从战备守御到民事管理的功能演变，也折射出北京畿辅地区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与时代转型。

　　卢沟桥畔少屏障

　　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显而易见。但少数民族定都北京，如金、元、清王朝，只需背靠“老家”、专注向南即可，卢沟桥更多的是利好的作用。如在金朝初起之时，灭辽伐宋都是从北往南，故而燕京城南的卢沟河并没有发挥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此后蒙古崛起，攻灭金朝，也是从北往南的扩张，重要的战役也都是在燕京城北的居庸关一带展开。直到元代中期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争夺皇权的大规模战争，卢沟桥才再次显示出了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中原王朝——明朝，取得天下后，卢沟桥的防御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因为当明朝强大时，可坐镇京都，震慑四方；但当政权孱弱时，则很容易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 

　　事实也证明，到了明朝中后期，好几次少数民族都绕道卢沟桥附近对其进行挑衅。如明英宗正统年间，即土木之变时，瓦剌军就曾押着被俘的明英宗，在卢沟桥果园地界派人要挟明廷。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军直扑北京，与明军中的申甫军在卢沟桥激战，申甫军全军覆灭。 

　　而到了明朝末年，一边是东北满族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迅速逼近，终于使明廷陷入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缺少屏障的卢沟桥附近，让江河日下的明廷统治者寝食难安。从元代的《卢沟运筏图》中也可以看出，在卢沟桥两岸，尽管有茶园酒楼等商市建筑鳞次栉比，但却并无城墙建筑或防御工事可挡，远远做不到易守难攻。 

　　崇祯年间，涿州参将邓祖禹上疏建议在卢沟桥南岸建造御敌设施，以保障京西南的安全。“三卫兵撤回守涿，昌镇另行调发，并查理兴州卫兵，修复良乡城守，与卢沟桥南岸增建敌台。”（见《崇祯长编》）因此，为了加强卢沟桥防卫力量，崇祯皇帝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准备在卢沟桥东岸建造一座军事城堡——拱极城，以此拱护京师。 

　　崇祯皇帝决定建拱极城后，便命内官监太监苏元民、大司空刘遵宪、少司空魏忠乘等主管工程的官员们以及御史、府尹等12人共同估价，经研算后，他们呈上的估价为32万余银两。崇祯皇帝认为所需银两太多，于是又让御马监太监武俊重新估算。武俊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不详，《明实录》中仅记载他于天启六年（1626年）同御马监太监孙茂霖、王莅朝等一同到山海关抚镇事宜，因协助抚镇有功，获赏银二十两、彩缎一匹。其实，武俊不仅对皇帝忠心耿耿，而且还是一位理财高手，特别熟悉营建工程等相关事宜，知道该如何节省费用。因此，经他估算后，整个工程仅需银两14.95万两，还不及苏元民等人估算数额的一半儿。崇祯皇帝听后十分高兴，便正式任命武俊为修建拱极城的主持者。于是，这座肩负着拱卫京都安全的卢沟桥桥头堡——拱极城，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式开工。

　　俨若雄关拱极城

　　拱极城在武俊的督建下，历时三年，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竣工。 

　　全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城墙高7.18米，周长1920米，总面积约20公顷，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 

　　由于拱极城本身就因军事目的而建，为屯兵之用，所以它的形制与普通县城有很大区别，整个布局紧凑而严密。据《日下旧闻考》引《破梦闲谈》称：“卢沟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又须筑城，以卫兵，于是当桥之北（按北为东之误）规里许为斗城，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由此可见，拱极城虽小但防护性极强。根据武俊碑文记载，此城原有“城楼二座，闸楼二座，瓮城二座，角台四座，角楼四座，中心台二座，敌楼二座，小敌台四座，共有房屋十二间，马道八道，门楼八间，城上旗杆十二根”。城内没有一般县城的大街小巷、市场、钟鼓楼等设施，只有东西一条大街，东西两个城门，一名永昌，一名顺治。在东西两城门置瓮城和城楼，瓮城仅正面一门。城墙基础为6层条石，上面砌砖，内部以黄土和碎石筑实，顶上铺砌面砖3层，整个城墙比普通城墙更为厚实坚固。根据当时设防情形推测，城内可能设有军事衙署和许多军营宿舍等建筑。城里的地形为北高南低，坡度不大，因此，城内排水也从北向南流，如今东南部城墙下尚有拱形“水窦”一个，用于城内排水之用。 

　　由于是防御性的工程，宛平城的城墙除了比一般城墙坚实外，其设施和构造也特别注重军事上的用途。拱极城的四角都建有角台，角台上盖有角楼。南北城墙的正中间有中心台，南曰“洪武”，北曰“北极”，台上盖有敌楼。角台和中心台之间各建小敌台一座（应为兵房），南北共4座，台上还建有敌楼。这样，城墙上凡是有城台（俗称马面）的地方，都建有敌楼、角楼、房舍等以便瞭望。城墙顶上四周外侧都有垛口，垛口上有望孔，下有射眼，垛口上还有一层盖板。这样既可以防守又可以拒敌，敌强时可以拒守，敌弱时亦可出击。 

　　拱极城城墙上面，设有旗杆12根。旗杆的位置分别为：四角楼旁各立1根，东西城楼各1根，南北两面城楼中心台和小敌台旁各1根。旗杆之间相距150米左右。现在旗杆已不复存在，但夹杆石尚存一部分。 

　　夹杆石内现存的旗杆榫眼直径为30厘米左右，由此推知，在当时旗杆是相当高的了。 

　　然而，江山易打不易守，俨若雄关的拱极城最终也没能挽回明朝灭亡的厄运，更阻挡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流。

　　驻兵之所

　　拱极城在明清两代皆为驻兵之所，清朝在这里曾设“拱极营”，并设置过参将、都司、游击等职官。当地有首歌谣：“小小屯兵拱极城，城门三百三十钉。城上三百三十垛，城内三百三十兵。”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拱极营游击一人（驻扎拱极城，兼辖良乡一营），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外委二人，额外外委二人，兵二百五十七名。”由此可见，当时拱极城驻守的军队确实有二三百人。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拱极城的军事重要作用也在逐渐削弱。 

　　顺治二年（1645年），裁拱极城参将，改设都司以下官兵。康熙十七年（1678年），移拱极城都司驻天津，改设天津城守营都司以下将领四人，兵四百四十六名，其拱极城设游击以下将领四人，兵二百四十名。（见《皇朝文献通考》）从参将到都司再到游击，驻军职官级别的不断降低正是其军事地位减弱的反映。 

　　而后，随着拱极城西及永定河两岸商户逐渐迁进城内，相继兴建酒肆、茶楼、驿站和祭祀庙宇等，拱极城单纯的军营格局开始渐渐地被打破。

　　西路厅

　　顺天府作为京师府制，其所辖州县数量远比其他一般府多，这就使得一些近畿地区的属地、管辖、巡察责任权交错，导致巡察缉捕事宜归属问题不清、互相推诿，很容易发生“盗匪潜踪”的案件，宛平县即在此种情况之列。也因此，给顺天府尹、直隶总督的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与不便。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直隶总督于成龙的建议下，清政府开始在顺天府下设置东、西、南、北四路厅，并设有四路同知。其中，西路厅驻地就在拱极城，西路同知分管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和涿州。 

　　但西路厅的设立似乎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雍正年间，直隶总督李卫就针对这一问题再次向雍正帝上疏，提出要尽快厘清近畿地方管辖权的建议。其《请定经界疏》曰：“京师为畿甸重区，向有五城御史及巡捕京营，该管地方与州县互相交错，或地属州县而汛系京营，或汛辖外营而地为城属，即如长新店等处，街属城，房后属县，每逢雨水，道路泥泞，往来阻滞，而街非县管，呼应不灵。拱极城内数处管辖，保甲难稽。其他类此者，赌匪潜踪，彼此影射，命盗发觉，互相推诿，不一而足……似此近畿要区，岂容因循贻误！”（见《畿辅通志》） 

　　四路厅设置初期，主要掌管捕盗事宜，乾隆十九年（1754年）开始兼管收取各州县钱粮事宜，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后，刑名案件也由各厅同知审转，并定四路厅的关防为“刑钱捕盗同知”。其中，西路厅还兼管永定河水利，因此，其关防加有“水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