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队伍探索社区自治

　　东三社区的四区、五区位于南中轴旁，属于典型的企业联建老旧住宅区。从1978年第一栋楼开始入住到1996年最后一栋楼建成，均由市属国企所建，虽然大多数房产已经通过房改出售给个人，但总体产权仍属各企业所有。

　　那时候社区的事情是由“企业房管科”和“家委会”管理，随着国企改革、城市社区等概念兴起，二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东三社区党委书记刘丽阳2003年来社区工作时，“治理工作就都归社区管理了，但那时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企业退休的老职工。”

　　刘丽阳认为，社区在治理上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2009年开始，我们的社工队伍开始专业化、年轻化。”她随意举了一个例子，2004年以后社区实施封闭停车，最初由社区和派出所共同管理。有了专业年轻的社工队伍后，社区开始探索自治模式，社区服务中心全面接手了这项工作，并经历了委托停车公司、建立社区停车自管会等多种形式，到如今终于磨合到较好程度，由和义街道对东里三个社区（东三社区是其中之一）统一协调，安排停车公司管理。

　　专项资金花在刀刃上

　　社区自治，资金是基础。刘丽阳介绍，政府每年都会给老小区下拨专项管理资金。“必须精打细算，花在刀刃上，不能和高档住宅小区比，但设备设施方面要满足社区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户每年收取54元保洁费，再从专项资金中拨出16万元，基本满足楼道的清洁工作；社区有安保摄像头70至80个，每年还要固定支出8万多元化粪池污水井处理、3万元无主非生活垃圾清运等等。

　　除了必须花钱的项目，能不花钱的事情，社工和居民们是“有力出力、有智出智”。东三社区广场周边，大朵月季花开得正艳，飘香的紫槐在绿树叶间跳动。很难想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居民们从附近园林苗圃队“捡”来的，“有一些发育不良的瘦弱苗木，园林队用不上，就被我们捡回来种在小区里。”刘丽阳特别提到出租车司机宋英师傅，他大部分休闲时间都奉献给了小区的树木，在他的悉心照顾下，不少“问题”树苗成功存活，长势良好。

　　社区还有一个党员义务维修小组，主力是社区的3位男社工，他们不是电工，却都掌握了修换楼道电灯泡的技能，经常在关键时刻化身“修理工”登梯子、换灯泡。刘丽阳也表示，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不是长久之计，但随着相关经费越来越多、政策逐渐倾斜等，社区治理的内容会更丰富、标准也在逐步提升，很多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

　　热心居民发挥大作用

　　马师傅今年71岁，退休前曾是油漆厂的一名电工，1983年搬进东三社区。因为熟悉电路维修工作，他和社区另外几名老人参加了党员义务维修小组，平时就巡查各种基础设施，社区有施工的时候做 “监理”。马师傅还是一对一助老志愿者，帮助邻里高龄老人。

　　据介绍，东三社区老人比例高，且高龄老人多。60岁以上老人占到30%，其中80岁以上有300多人，90岁以上有23人。社区将马师傅这样身体健康、尚有余力的低龄老人与社区党员组织在一起，形成治安志愿者巡逻队，每天在社区内义务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

　　还有一部分居民在没有社区召集的情况下，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刘丽阳说，社区清扫楼道的工作是近两年才用专项资金完成的，以前都是热心居民自行清扫，张涛、郭文君、马俊英……很多楼门长都是义务“保洁员”，标准还很高。

　　刘丽阳表示，接下来社区将通过更多活动，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她认为，年轻人不同于老年人，更有想法，更需要引导，一旦引导成功，将成为无物业社区自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 释疑

　　企业联建老小区为何不引入物业？

　　刘丽阳从基层工作角度出发，认为企业联建的老小区之所以不便于引入物业，主要是受产权单位不统一、国有企业尚在进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老小区物业收费标准不明确三方面影响。

　　刘丽阳以东三社区为例，由于国有企业尚在进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每家国企的剥离进度不一，也导致了同一社区内，各住宅楼产权不统一的情况。如果由产权单位选派物业公司，就会出现同一个社区同时由多家物业公司来管理的局面。

　　同时，由于小区设备设施等配置不够完善，也没有专门针对老小区的物业收费标准，引进物业如何收费是个大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刘丽阳有着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产权等应该按照属地化转移，这样便于引入统一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在物业收费上，老旧小区如果按照房产所有权面积收取，标准难以制定，居民的接受度低。建议按服务项目收取，针对具体内容一事一议，公开透明，让居民的钱花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