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0多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的理想，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并为这座出版重镇奠定牢固根基。百余年风云变迁，中华书局始终坚守个性与风骨，不忘“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使命，将根基深扎于五千年文明中，将自身发展融入民族文化建构中。 

　　110多年来，一代代中华人薪火相传，以务实求新、与时俱进的姿态，做“活”传统文化，应答时代呼唤。 

　　步入新时代，当我们再谈起这家“老字号”，要谈些什么？中华书局掌门人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讲述了这家老店的发展，展望未来创新之路。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回顾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时说道：“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一定会继续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同为文化事业的一分子，我们祝愿着，也期盼着，中华书局的明天会更好！

　　▇ 书业虽小 

　　与国家社会而言比任何行业为大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百余年来，中华书局的精神动力就是肩负时代使命，传承文明，传播文化，锐意进取，助力社会进步。这种精神是中华人一直秉承下来的，并且始终以此为驱动力。不论是1949年以前作为民营企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有企业，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形成了以古籍学术为主的出版特色，自觉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这些年来，中华书局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做好大众普及工作，做出了一些成果，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项工作还在路上。 

　　▇ 十年精品 

　　出版图书四部分突破 

　　从中华书局现有的图书板块来划分，这十年的成绩主要可以归纳为四部分。 

　　一是继续发扬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推出一大批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典范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等11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和专业领域权威奖项。 

　　二是人文学术和普及读物亮点纷呈。2013年，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中华书局《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建筑的意境》（2014年）、《故宫营造》（2015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2016年）、《庄子的世界》（2019年）、《故宫营建六百年》（2020年）、《百年革命家书》《发现三星堆》（2021年）等多种图书相继入选。 

　　三是经典文本的创新出版多有成功尝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这是中华书局第一条亿元级产品线，也是中华书局勇于开拓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范。其他还有“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等多条差异化产品线。 

　　四是主题出版勇于创新，党史、抗战史相关图书取得不俗成绩。《重读抗战家书》入选2015年度“中国好书”，《重读先烈诗章》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百年革命家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 

　　▇ 擦亮品牌 

　　专业专注做好传统文化 

　　擦亮中华书局的品牌，首先还是要专业专注地做好传统文化，这是第一要义。要给传统业务板块增砖添瓦，不断加入新元素，保持中华的质量优势、体量优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要保证品质，在行业中起到标杆作用；学术出版要提升出版理念，打造品牌产品线，通过积极作为、主动延伸，引领学术风气和风尚；大众出版要提供与当代人精神世界有关联的普及产品，提炼分析经典典籍中的内容，并以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它们成为当代人阅读的一部分。 

　　从百年局庆的“守正创新”，到110年的“创新向未来”，中华书局想要紧跟时代发展和风尚变化。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古籍学术的出版特色已经形成，保持优势不代表固守其中，反而应该不断地去拓展出版边界。比如中华书局早年出版过一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收录了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名著，汇聚了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这套书就彰显了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之初的出版格局。 

　　▇ 质量是生命 

　　要牢牢把好质量关 

　　“图书是一种内容产品，质量是它的生命线。作为出版人，我们有四个责任必须坚守，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和质量责任。不论是古籍学术还是大众产品，质量都绝对不能含糊。”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说。 

　　周绚隆提道“我以前就和年轻编辑说过，‘文责自负’这句话在编辑行是不成立的。作者交给出版社的叫作品，我们拿到市场上卖的叫产品。对于作品来讲，作者是主体；对于产品来讲，出版社才是主体，要牢牢把好质量关。” 

　　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提高对质量的重视。做好制度保障，加强流程管理。2022年初，中华书局对一些在制品进行了全面核查，坚决退掉了几部质量不太高的稿子。在质量管理中，要求各个环节都要加强责任意识，分管领导要“把指挥所往前移”，复审、三审都要仔仔细细地看。 

　　从源头上来说，加强对各级编辑的培训。质量是管出来的，作为古籍编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具备把它加工好的能力，同时要强化责任意识。要把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结合在一起，图书出版质量把关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 拓展边界 

　　出好书确保和出版主线贴合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传统文化的优势特色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没有介入当代原创的冲动，中华书局的出版边界就无法拓展。只有更加主动、强烈的突破意识，才能推着编辑往外走。而且这种冲动往往会被现实消磨掉很多，所以不太容易会“出界”。周绚隆一直强调，要做到将心比心。什么是将心比心？你作为受众，选书的时候想要读什么？从编辑自身来说，你作为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书，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书。 

　　第二个判断是，做书的首要原则是出好书，读者对好书有共同的判断力。比如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椿树峁》，作者谢侯之是位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科研专家，他在这本书里用白描的语言讲述了在陕北插队的知青岁月，表达了真挚的感情。其中一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有“10万+”的阅读量，读者留言都说看了非常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好书，是中华书局可以出版的。再比如倪萍的《姥姥语录》，传承弘扬家风，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本书当时卖了数十万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说，传统文化不只是典籍里的那些硬邦邦的，它的范围其实很广泛。 

　　基于以上两点，用价值观支撑，按专业常识判断，然后放手去干。 

　　▇ 古籍数字化 

　　10年推进数字化工程 

　　“推进古籍数字化”是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要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将“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列入其中。 

　　中华书局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就是古籍数字化。成立了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包括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内的多个专业数据库，现在处于全国前列水平，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还研发了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等专利技术，搭建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平台“籍合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华书局重要的品牌支撑。 

　　传统文化的理念在骨子里扎根很深，中华书局要做的工作是提炼、嫁接，让“传统”变成一种“时尚”。未来是技术的时代，只有不断往下延伸、往前开拓，才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其实所谓的创新离生活并不远，只要转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中华书局将来的融合发展也是这样，会在大众应用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 助推国学 

　　开拓全注全译阐释类产品 

　　十几年来，大众读者从自发的“读经热”，逐渐向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延伸，对原典的需求量明显增大。但原典有语言隔阂，怎样做出适合当代阅读的产品，就很有讲究了。 

　　中华书局从2012年开始出版了一套“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也就是读者说的“三全本”。这套书的销售表现上佳，2021年底时年度发货码洋首次突破了1个亿，是市场上独占鳌头的一条产品线。除了这类产品，还有一些经典读物同样受到热捧，比如文学经典。读者在阅读原著后，可能有些内容没看明白，甚至被专业层面讨论的问题干扰，这时候阐释类、讲解类产品就会受到欢迎。 

　　中华书局的“三全本”“传世经典·文白对照”，走的是原典普及这条路。讲解类产品有“迦陵说诗”、讲解唐宋八大家的“康震书系”、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张国刚《〈资治通鉴〉启示录》等。出版了“中华经典通识”，帮助读者厘清阅读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开拓，让中华书局在传统普及图书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期待之后在传统化周边，甚至是当代原创方面也可以实现对接。 

　　▇ 创新向未来 

　　开放理念开阔眼界 

　　首先，要有开放的理念，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文化的构成，是文化的元素，但不是全部。把自己锁在小圈子里，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更无法与新媒体融合。打破观念束缚是创新的前提。过去十年，中华书局的发展成绩显著，需要用更开阔的眼界去看待传统文化。比如说古典文学也是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同样可以做，比如出版的《阳明学十讲》。还需要再向外延伸，加强和当代社会的联系。比如《汉服》，放在以往大家可能会问，中华怎么会出服装类图书？但汉服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华当然能出，而且要出。这就是所谓的“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传统文化”。 

　　其次，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作者队伍。中华书局现在的作者群体基本都是搞学术研究的，在这样的学术队伍外，还应该再去寻找有创造力的作者队伍，要和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 

　　再次，要在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上敢于尝试。古联公司要做“苏东坡”虚拟数字人，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点，古籍数字化在个人应用领域可开发的东西还很多，要推出更多工具性的，甚至是娱乐性的产品。中华书局最近开发的文创产品—“孔壮壮”微信表情包，市场反响就还不错，传统元素必须和大家的生活建立联系，才谈得上当代创新。 

　　未来，新一代读者拥抱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平等的、亲和的，不同于以往被教育的那样把传统高高供起来，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面对这样的受众，中华书局要关注他们、研究他们、满足他们，也要用好的作品去引导他们。

　　▇ 文/田红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曲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