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西永定河畔，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长辛店，这里密布着多处红色遗迹，构成一个红色遗迹群，勾勒出一幅红色地图，讲述着红色故事，传承着红色基因，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长辛店是进出京城的咽喉要道，出现了中国早期的铁路工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的区域之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警察局驻地旧址、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二七烈士墓、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等坐落于此，2018年1月27日，这些旧址均被列入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这里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铁路工人群体，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曾经在这里宣传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火种；何长工、毛遇顺等革命先驱从这里走出；这里被誉为“北方的红星”。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这里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古镇长辛店、百年二七机车厂、长辛店的红色遗迹共同见证了长辛店的变迁，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激励我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二七厂华丽转身成为冬奥奖牌的“孵化地”，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走出了一条由“靠山吃山”向“养山就业”转变的发展之路，每年“十一”期间的北京园博园变身为戏曲大观园，为市民献上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大餐。

　　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党小组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便介绍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工人骨干加入共产党小组。这一时期，主要吸纳了工人骨干史文彬入党，他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最早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工人，后来还成为北京地区最早加入党组织的工人党员，还曾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遵照中共一大确定的工作任务和中央局提出的发展党员的要求，北京党组织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尤其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为了使党的工运方针和每一时期的斗争策略更好地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中贯彻，各地党的组织十分注意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的工作，使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手中。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等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王俊、陈励懋、康景星、杨宝昆等。党员队伍中产业工人的增加，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准备了骨干力量。

　　1921年10月，长辛店建立了党小组，这是中共党史上成立的第一个以工人为骨干的党组织。第一任党小组长是北京大学派去的学生党员吴汝铭，党小组设在北大第一院内。这样既便于北京党组织及时了解长辛店的工运发展情况，总结斗争经验，研究党的工运策略，又便于及时将工运政策付诸实施。吴汝铭，191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始接受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报名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教员的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较长时间的工运工作。但是，吴汝铭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脱党，并参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镇压工人运动。解放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长辛店支部成立，史文彬担任书记，委员有吴汝铭、王俊、陈励懋，党员有洪永福、吴春溪、张德惠、崔玉春、卜润舟。这是京汉铁路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长辛店的工人运动便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工人党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史文彬是长辛店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他在斗争中进步，逐渐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在长辛店召开，史文彬被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史文彬等人组织“八月罢工”，并取得胜利。1923年2月1日，史文彬当选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2月4日，受党的派遣，回到长辛店组织罢工斗争。他号召工人们誓死保卫总工会，绝不能向军阀势力妥协。经过三天多的较量，敌人的威逼利诱根本不能阻挡工人的罢工斗争，直系军阀派大批军队镇压罢工，有人劝史文彬躲起来。

　　史文彬不能扔下3000多名工友不管，面对军阀残害，绝不能在敌人面前没骨头。2月6日夜，史文彬被捕，军阀制造了“二七”惨案。在狱中，史文彬经受了近两年非人的折磨，他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他不悲观、不动摇，反而经常鼓励、教育、帮助别人，还在狱中建立党小组，秘密领导被捕难友坚持斗争。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史文彬继续领导工人运动。但是磨难接踵而至，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史文彬被开除党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回到山东老家，当地警察局见他来路不明，便又把他抓起来，多亏亲朋作保，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在老家清苦度日，他每时每刻都在挂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他以对党的绝对忠诚，盼望着共产党胜利的那一天，重新找到党组织后，党中央指示地方党组织将史文彬护送到延安工作，可惜的是，史文彬在去延安途中染病，于当年冬天在山东博兴病逝。1984年清明节，中共惠民地委和惠民行署将史文彬的骨灰移放到地区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悼念这位中共早期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

　　长辛店工人党小组中还有燕赵人民的好儿子王俊，他在幼年时就饱受农村中封建地主阶级的重利盘剥和政治压迫。进入长辛店修车厂当了油漆匠后，又体验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欺凌和压榨。听闻劳动补习学校开办，王俊带领工友积极参加学习，在新课堂里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很快成了一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中共一大召开后，北京支部决定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发展一批党员，王俊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此，王俊便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在以后的工运生涯中，王俊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坚守信念，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留苏回国后秘密从事党和工会工作，被捕后坚持与敌人斗争，在狱中坚贞不屈不惧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1937年，长辛店沦陷，王俊被日军抓去做苦役，因遭受摧残，于1940年病逝。

　　长辛店党支部还先后派出党员和工运骨干到京汉铁路各站和北方各铁路线开展工作。康景星作为长辛店工人队伍中最早的党员之一，被党组织派到正定铁路工作。到正定后，他积极开展俱乐部（工会）的组织活动，发起组成正定铁路工会。“八月罢工”消息传到正定后，康景星十分气愤，立即召集俱乐部委员们开会研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罢工就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打败这些工贼和走狗，成立敢死队，准备武力斗争。在他的带领下，53个俱乐部会员都参加了敢死队。他们把几个车厢推出南闸口，挡住南来的列车，3个人把守一个闸口，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铁叉子，并对工头们说：“谁要敢私自开车，破坏罢工，就叫他白叉子进去，红叉子出来。”由于铁路工人们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并为全路工人争得了每人每月增加3块钱、短牌换长牌（短牌是临时工，长牌是正式工人）、年终余利工人应得花红等权益，极大提高了俱乐部的威望，工人们都踊跃加入。不久，正定俱乐部改为正定铁路分工会，康景星任委员长。“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康景星被关押在保定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康景星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在狱中，他和史文彬等人秘密成立了党小组，领导狱中斗争，并介绍张士汉等先进分子入党。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康景星打入黄色工会，后来被特务发现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1932年秋天，康景星在熟睡之际，被敌人暗杀于河南郑州，年仅41岁。

　　随着“二七”大罢工失败，史文彬等人被军阀逮捕，长辛店党支部停止了活动，但是党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因“二七”革命斗争的失败而熄灭。罢工失败后的第三天，党组织在北京城里的草场胡同建立了京汉铁路临时党支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共产党员杨宝伦、杨宝嵩迅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及时传达了党组织关于“减少损失、尽快复工”的命令，并开展遇难烈士和被捕同志家属的救济工作。

　　1924年，杨宝昆受党委派，以丰台的铁路工作为掩护，把丰台和长辛店的党组织重新整顿了起来，建立了联合党支部。同年10月，受国民革命影响，直系军阀内部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政权，将清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并发表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策。中国共产党趁直系军阀倒台之机，迅速将关押在保定陆军监狱的史文彬、康景星、刘炳坡等14人营救出狱。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上下掀起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浪潮，英勇不屈的长辛店工人又重新抖擞精神，投身到新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

　　■ 来源：《丰台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