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北京西三环南路与丰台北路交汇处，有一座由八座匝道桥、两座通道桥组成的全互通式大型立交桥，为进出丽泽金融商务区提供着便利的通途，这就是丽泽。为什么这座桥要以丽泽桥命名呢? 这还要从金中都丽泽门说起。

　　丽泽桥名称的缘起

　　关于金中都丽泽门的具体位置，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于杰、于光度编著的《金中都》一书认为丽泽门“在凤凰嘴以北，此处向西通水头庄之路似其关厢一带”。2009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岳升阳等人经过几年的考察研究，绘制了最新的《金中都城图》，认定丽泽门位于马连道水源四厂北的蝎子门村，相比此前学者们认定的位置北移了数百米。但不论哪种说法，丽泽门的位置都与今天的丽泽桥相距不远，这也正是丽泽桥名称的缘起。 

　　“丽泽”二字源于《周易》第五十八卦之兑卦：丽泽，兑。丽，是并连的意思。丽泽便是“两泽相连”，《周易正义》说“两泽相连，润说之盛，故曰‘丽泽兑’也”。那么丽泽又是怎样同城门扯上关系的呢？这首先要从北宋说起。以丽泽命名城门大抵始于北宋仁宗时期。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将大名府称为北京，在大名府的殿前设有东西两个门，东面叫凝祥门，西面叫丽泽门。到了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的夏天，宋徽宗下令扩建东京汴梁的延福宫，将延福宫移至大内北拱辰门外。延福宫的东西两侧各设一门，东面的叫晨晖门，西面的仿照北京大名府，叫丽泽门。

　　海陵王命名金中都丽泽门

　　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采纳了北宋都城的建筑制度，吸收其建筑风格，将中都城的西南门命名为丽泽门。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还是同这个地方多泉源水泽，符合两泽相连的自然特色，而且符合《易纬·乾凿度》和《文王后天八卦》有关。“兑”卦是居于西方的卦象特征，因而它同北宋大名府、汴京延福宫的“丽泽门”一样都居于城西。 

　　关于金中都丽泽门，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曾有诗提及：“双凤箫声隔彩霞，宫莺催赏玉溪花。谁怜丽泽门边柳，瘦倚东风望翠华。”虽然史料中关于金中都丽泽门景象的直接记述不多，但从其仿照汴京城规制以及当年金中都之繁盛而推想，兼之至今丽泽地区仍保留的水头庄、万泉寺等与水有关的地名，可以想见当年金中都丽泽门的景致应与汴京丽泽门有遥相呼应之美、异曲同工之妙。 

　　完颜亮迁都中都以后，金王朝中央统治机构迁至燕京，丽泽门扼守金中都外城西南方，是金中都进出西南、联络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由于它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丽泽门的名字留在了许多典籍的记载中。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金兴定四年二月，丘处机初至燕，“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元史·王磐传》又载，元世祖至元中，太常少卿王磐致仕，“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可见，当年丽泽门作为金中都城西南门户，见证了无数迎亲送友、商贾往来的繁荣场景。

　　金中都时期丽泽地区经济地位

　　丽泽地区的经济地位，可以从金中都的商业金融发展中体现出来。当时金中都城的许多条大街和城门的关厢都设有店铺，销售各种货物，城里的市场也很繁荣，市场内经营粮食蔬菜、马匹、丝绵绢布、服装、皮草、鞋帽、珠宝首饰、化妆品等等，一应俱全。直到海陵王统治时期，为适应北方大一统局面下商品交换的需要，金代开始印制纸币交钞和铸造铜钱，形成了钱钞并用的局面，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货币发行、流通、回笼等方面的法律法令，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货币制度。金代发行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纸币是交钞。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在中央户部设立“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开始印制、发行交钞，这是金代最早发行的货币。交钞的发行使商品流通得以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有效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直至成吉思汗派大军攻陷中都城并大肆焚毁后，丽泽门也如同其他宫室、城门一样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丽泽”这一名字却跨越800多年的时空，诠释着丽泽地区的厚重历史文化基因。

　　水生丽泽，人勤物阜

　　首先看这里的自然环境。历史上的丽泽地区流水潺潺，草木茵茵，可以说水生丽泽，人勤物阜。元代以后，作为金中都的丽泽门尽管已不复存在，但丽泽关这一名称却一直沿袭到清代。在丽泽关的关头，后来形成村落，最初称“管头村”，后来管头分为东、西两村，即东管头和西管头。此外，至今这一地区仍然保留的“水头庄”“万泉寺”“凤凰嘴”“玉泉营”等地名，可以佐证历史上的多水环境。“水头庄”村南原有泉水长年不断涌出，村落的名字即河水源头之意。《大明一统志》记载：“百泉溪在府西南一十里丽泽关，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百泉溪”即众多泉眼汇流而成的凉水河上源，在今水头庄、凤凰嘴、柳村一带，“水头庄”则是凉水河的发源地。清《日下旧闻考》记载：“凉水河在宛平县南，由水头庄泉发源，东流入南苑内。”乾隆三十九年《御制凉水河作》：“凉水出凤泉，玉泉各别路。源出京西南，分流东南注……”其下注释说：“凉水河出右安门西南凤泉，东流经万泉寺，分为二支……”由此证明，水头庄一带的几十处泉水，最晚在乾隆时期已有“凤泉”之名。 

　　“凤凰嘴”村的名字也源于村落所处的多水环境。由水头庄一带涌出的数十处泉水，顺着地势向东南汇聚形成了一条条小溪，它们的形态如同凤凰身上的一根根羽毛，所有泉溪构成的图案看起来就像一只惟妙惟肖的凤凰。众溪归一的位置恰似这只凤凰向东南突出的嘴部，在它北侧形成的村落随之以这个形象的比喻命名为“凤凰嘴”。 

　　“万泉寺”明代成村，以多泉著称。据传以前村民一铁锹挖深了就有甘甜的水冒出。村中原有很多寺庙，其中以象征多泉的“万泉寺”名声最大。寺庙建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有房屋17间，是个规模较大的寺庙，村子也因此而得名。

　　丽泽地区深厚农耕文化

　　再看这里的农耕文化。丽泽一带拥有丰富的水泉资源，为农业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这里土质柔软、肥沃，适宜蔬菜、花卉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一地区即成为南郊一带重要的农业种植区。 

　　到了明代，丽泽一带的农业生产兴盛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蔬菜和花卉种植。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建上林苑嘉蔬署。今天西城区的白纸坊以南，就是嘉蔬署所辖的菜地。因为菜地周边有很多菜户居住，菜户营村名也由此而来。菜户营、三路居、万泉寺、东管头村直到20世80年代仍为北京重要的种菜区。 

　　丰台花卉业的兴起也与丽泽周边多水的环境密切相关。丰台花卉种植最早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是著名的花卉种植区域，人们常用“丰台十八村”概括，其中管头村、玉泉营、万泉寺、柳村均在现在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内。明《帝京景物略》载：“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日下旧闻考》引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草桥众水所归，种水田者资以为利，十里居民皆莳花为业。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稻麻。”清代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记载：“（丰台）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养花为业，而花中以芍药为最佳。”可见元明清时期丽泽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花卉繁茂。 

　　花卉产业的兴起，在明清时期催生了京城的“丰台十八村”花会，其中丽泽地区的就有前泥洼的“中幡会”、后泥洼的“少林会”、东管头的“五虎少林圣会”、西管头的“高跷会”和鹅凤营的“献音会”。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是这一地区的人们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反映了农业实践的经验、教训和成功，表达了农民对丰收喜悦的美好愿望。

　　丽泽地区曾养鸭业发达

　　丽泽地区除了蔬菜、花卉的生产外，养鸭业也相当发达，填鸭的生产在北京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早在明清时期就有繁育北京填鸭的历史，京城护城河的水和水草为繁育填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54年，三路居成立初级农业社，将鸭农组织起来，在护城河边建起集体养鸭场。1957年，莲花池改道向南，经过三路居，鸭场也从护城河转到莲花池附近，先后在河东、河西建成两个北京填鸭养殖基地。上世纪60年代，内销市场扩大，外贸出口增加，三路居、东管头、西局建起了年产10万只规模的鸭场。三路居鸭场的活体和冻体北京填鸭远销港澳并出口到苏联、日本等国，为国家赚取外汇。70年代，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外宾曾多次到三路居鸭场和社员家庭参观访问，开展民间友好交流。80年代到达生产的顶峰，菜户营、三路居、东管头等鸭场的大批活鸭供应港澳市场。90年代中期开始，养鸭的规模和数量开始逐年下降，到2001年前后，三环路以内禁止畜牧生产，鸭场停产。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丰台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丽泽地区也逐步从过去的农村、城郊驶入城市化的发展轨道，丽泽地区的人们彻底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如今，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在此地拔地而起。今年初，《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高质量发展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三年“将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金融商务区”，持续提升数字金融产业优势，致力打造金融信息中心，大力发展国际金融产业。

　　■ 来源：《丰台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