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宛平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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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8月30日 星期五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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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宫遗址被发现的意义
  首师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到新宫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文物清洗修复工作中。 特约记者 和冠欣 摄

  新宫夏商周遗址方位图

  高世良 绘

  在19号线新宫站站厅,乘客从宫殿造型装饰下走过,感受地铁新线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特约记者 邓伟 摄

  2023年5月3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商代最新考古发现。其中,丰台新宫遗址(以下简称“新宫遗址”)是北京市区首次发现的夏商周双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距明清皇家园林新衙门行宫旧址、新宫村、新宫社区、4号线新宫地铁站东北约300米处——近在咫尺,故此遗址名新宫遗址。

  笔者在南苑地区工作和生活,对新宫发现夏商周双环壕聚落,深感亲切并感到骄傲。有人认为,发现新宫遗址是小事一桩,但文明史从建城开始,聚落遗址是城市的根基,所以发现聚落遗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要用科学的世界观看待新宫遗址。

  为北京文明史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据

  新宫遗址地处燕山南麓古永定河流域沿岸的冲积扇平原,位于永定门西南,距永定门约7公里,处于南中轴延长线西侧,距南中轴延长线3.2公里,是南中轴延长线上一颗亮丽的明珠。2021—2022年以来,为配合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和新宫村旧村改造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发掘。

  该遗址范围在新宫地铁站北边、槐房西路东侧,东至任家庄路、西至槐房西路、南至槐房南路、北至槐房北路。遗址现存范围约45000平方米,已发掘揭露约160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遗迹单位300余处,主要包括夏商周时期聚落、墓地及部分古河道区,兼有两汉墓葬、辽金道路、明清灶址等。

  新宫遗址聚落居住区周边由内、外两重环壕围合。外环壕直径142~155米,宽8~12米,围合面积约1.7万平方米;内环壕直径70~72米,宽约18米,围合面积约0.4万平方米。

  在环壕聚落外东南方向,考古人员发现27座竖穴土坑墓葬。这些墓葬布局规律,方向一致,部分还出土了靴形足彩陶尊等彩绘陶器、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玛瑙串珠、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等随葬品。其中,金耳环技艺精湛,靴形足彩绘陶尊有九条防滑纹路,显示了墓主人较高的地位等级。这批墓葬整体出土遗物丰富,为目前燕山南麓最为重要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墓地。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大坨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人群与族属、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丰台新宫遗址考古收获》记载:“第⑤层为西周层。⑤a层,厚约0~40厘米,分布于探方内的西北部。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夹砂陶较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弦纹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等器物的残片,并出土有钻孔残石器等小件器物。⑤b层厚约15~55厘米,遍布全探方。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盆等器物的残片。第⑥层为商代地层,厚20~70厘米,土质疏松,土色深灰,遍布全探方,该层下的大部为黄色含粉砂黏性水锈层。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网格纹、戳刺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甑底等器物的残片。第⑦层为商代早期层,厚约10~40厘米,土质较硬,土色深灰。出土有泥质灰陶、红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罐等器物的残片。”新宫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条古河道,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距现地表深约2米,河道宽约132~146米,深8~10米,推测这条河道或与永定河故道有关。该河道的发现,为研究三代时期聚落的给排水系统、建设与布局提供了直接依据,并对探索古永定河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宫遗址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属于大坨头文化,什么叫大坨头文化?大坨头文化为燕山南麓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前认为大厂县大坨头村遗址属于夏至早商时期文化,具有四千年前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特征。

  让北京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七八百年

  20世纪70年代挖掘的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证实是我国已发现的重要商周遗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第一座都城,对研究商周文化和北京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该遗址中心位置在董家林、黄土坡一带,考古工作者还在此地发现了商周时期的200多座古墓,出土了石器、骨器、青铜器、陶器等文物;有些青铜器上带有清晰的铭文,记载着与燕侯有关的史实。

  根据记载,周武王在“伐纣灭商”之后,为巩固其在北方所占的领土,便褒封先圣王黄帝之后于蓟,其地在今广安门内外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余年。武王伐纣、蓟城建立约在公元前1045年,也是原来北京文明史开始的时间。

  广安门外滨河路建有北京建城纪念柱——蓟城纪念柱。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为其题写了《北京建城记》:“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20世纪50年代,笔者在广安门外莲花池南边看到有一大土丘,可能就是蓟城遗迹。

  原来丰台区历史从蓟燕开始,现在又向前推进到夏商周时期。《丰台区志》记载:“《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姬发灭商,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成王年间,燕并蓟,迁都蓟城。丰台地区周初属蓟,后属燕。燕王喜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攻取燕都蓟城。秦在燕地设置广阳郡,丰台地区属之。”《丰台史话》又记载:“随着蓟城的产生,丰台历史也由此拉开序幕。”“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燕都蓟城的南郊……秦时丰台区属广阳郡蓟县地,西汉属广阳国蓟县、阴乡县、广阳县地。”

  夏商周是中国最早的夏朝、商朝、周朝三个朝代的简称,为奴隶社会制度。夏朝时期约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经历了47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地域大致在今河南中西部至山西南部一带。商朝时期约为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经历554年,是中国第二个朝代,也是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周朝时期为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66年,经历780年,是中国第三个朝代,也是目前中国经历最长的朝代。

  新宫遗址的发现使北京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七八百年。由蓟城建城的时间公元前1045年,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I800年。按碳-14测定,新宫遗址为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300年,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按新宫遗址发掘夏商周资料约为晚夏,夏朝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新宫遗址史料称发现3800年前文物。

  体现了农耕、游牧和狩猎文化的交织融合

  北京地区是中国北方的交叉路口——南方去西北、东北经过此地,西北、东北去南方也要经过此地;也是华北平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游牧文化和东北山区狩猎文化的交会地——这三种文化长时期在此地碰撞、斗争、渗透、融合。秦朝、明朝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动用全国人力物力修建了万里长城。辽代契丹族、金代女真族、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等四个少数民族,跨越长城,成为北京的统治者,在北京建了都城。在北京地区,发生过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激烈战争,也发生过少数民族间的激烈战争。金朝军队与辽军在辽南京城南玉泉营一带激战,金军获胜,推翻了辽代的统治。明朝正统十四年,英宗皇帝第四次北伐,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与蒙古瓦剌军激战,明军大败,皇帝被俘。

  新宫遗址意义重大,其发现填补了相关方面的学术空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增添了重要考古实证,对研究早期北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希望将其建成博物馆,供市民参观。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曾实地察看遗址现场,结合展板了解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遗址所在地块情况及规划要求。围绕新宫遗址挖掘工作,丰台区委书记王少峰指出,要协助做好遗址发掘工作,精密计划挖掘时间,发挥区内各大院校与研究机构力量,开展考古发掘“大会战”,加快推进考古相关工作。要提前谋划布局,吸纳全市优质文物设施资源,提前谋划遗址博物馆规划建设工作,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高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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