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记忆永不褪色。尹海在战火中践行医者仁心，以对党的忠诚守护生命；笪根庭自年少投身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书写医者担当；傅悦生募捐抗日经费，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高守业幼时在伪满洲国统治下受奴化教育，得知自己是中国人后毅然参军入党，始终坚守党员初心；
党龄77年的陈桂荣，在日寇侵袭下冒死为游击队送军鞋，以百年跌宕人生诠释“历经艰苦岁月，终迎幸福生活”。
他们是抗战历史的亲历者，是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他们的故事，如同一座座灯塔，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让世人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力量，珍惜和平，开创未来。
尹海：
“为了祖国作战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在部队作战没什么可怕的。”这句朴素的话语，出自五里店街道104岁的尹海之口。尽管声音已不再洪亮，但话语如磐石落地，分量沉重。
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爆炸巨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日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在短短数月内相继沦陷，当时还是学生的尹海不得不跟着学校从辽宁鞍山逃亡到北平。
1938年，北平城笼罩在日军占领的阴霾下。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全民族抗战，此时尹海在进步刊物与流亡青年的交谈中，第一次听闻中国共产党的救国理念，听闻延安那片“红星照耀”的土地。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不断刺痛着国人的心，他深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便从北平赶去延安，投身革命，抗日救国。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紧紧相连。
延安的岁月虽艰苦异常，但也激情燃烧。中国共产党组织敌后抗战，开辟广阔战场，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期间，尹海既是医学生，也是生产战线上的“劳模”。“我一天能开四亩地！”谈及当年，尹海仍能下意识地做出挥锄动作，似乎那黄土地的温度仍在掌心。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他“劳动英雄”称号，这不仅是对他勤劳付出的肯定，更是他“革命无小事、任劳任怨才能成模范”的真实写照。
在延安这座人才的摇篮，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投身革命，尹海在学习期间曾在简陋的土坯手术室里工作，在硝烟弥漫的傍晚，担架队抬来从前线撤下的伤员，他们连续数小时抢救伤员。汗水顺着额角滴落在血迹斑斑的手术台上。这一幕一幕让他明白：这是医者的手术台，亦是战士的战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尹海投身东北战场。1950年，他奔赴朝鲜成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一员。1956年定居北京后，他又“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国家大事，以战场救死扶伤、和平岁月坚守热爱的一生，诠释着老一辈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光芒。
笪根庭：
“我的使命是拯救生命”
一张泛黄的黑白家庭照片、一纸褶皱字迹却仍清晰可见的任命书、一本红艳照人的光荣证、一套斑驳粗粝的军装……家住南苑街道机场社区，101岁的医疗战士——笪根庭小心翼翼地拿出珍藏在木箱中的独家记忆，尘封几十年的从医从军岁月再次浮现，他轻轻抚摸并娓娓道来。
1940年是内忧外患的一年，苏中地区的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反击，年仅16岁的笪根庭参加了黄桥战役。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轰鸣，血腥的气息充斥着空气，受伤战士的痛苦声萦绕在耳边，“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我知道我不能有丝毫退缩，每慢一秒就可能有一名战士失去生命，我能做的只有快一点，再快一点。”1941年12月入党后，笪根庭到卫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至卫生部直属药房工作，三个月后调往前线。
1942年底，日寇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应对，缩减卫生部人员并分散各医疗分所的伤病员到可靠的农民家中，笪根庭便在这时被调到了新四军二师所属的第一卫生所担任医务员。“为了保护我们和伤病员的安全，所有的卫生分所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两三名医务员带领几十名伤病员分散居住在偏僻的山区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姓，以防敌人‘扫荡’时盘问。每个小组每月还会向老百姓支付津贴和粮票。”老人回忆道。
除了为分散在各庄上的伤病员换药、打针，笪根庭和战友们遇到群众家里有人患病，也会提供免费治疗。“西高庙有个孩子得了流脑，我开了几服消炎药把他治好。乡亲们非要送一百多斤鱼，推拒不掉，最后分给了伤病员。”老人眼眶泛红，“老百姓的心意，是苦日子里最暖的光。”
1943年笪根庭成为医疗组组长，此后投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场战役救死扶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参与国庆游行、任职航空卫生处、投身援越抗美，离休后仍心系医学。他一生奉献医疗事业，子女接力传承，两代人践行“白衣为甲，救死扶伤”的誓言。
傅悦生：
“咱们募捐 为前线出点力”
94岁的傅悦生家住太平桥街道，虽年事已高，说话却铿锵有力。回忆起1945年的鲁南岁月，他侃侃而谈。“当时虽然只有十四五岁，我也要为抗日出份力！”这位曾在少年时为抗日募捐千余元的老人，轻抚勋章，目光炯炯，讲述往事时眼中满是光芒。
1931年，傅悦生出生于山东枣庄滕县。1938年家乡沦陷时，枣庄矿区上空硝烟蔽日，日军轰炸机的尖啸撕破天际。街巷里，端着刺刀的日军横冲直撞，手无寸铁的百姓被驱赶着集中，哭喊声、皮靴踏地声与战马嘶鸣交织成人间惨状。年少的他目睹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的愤怒油然而生，抗日火种在此埋下。
于是，在1945年7月，还是小学生的傅悦生和同学们自发集合起来，走村串户，在农村和城市进行募捐。“我们跟老乡说，咱们募捐，为前线出点力！好多人把压箱底的钱都掏出来了。”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眼中噙满了泪水。最终，他们筹得了1000多块钱，交给了党组织，这些钱可以购买数百发子弹。“党组织表扬了我们，说我们是爱国进步学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后备军！”傅悦生激动地说道。那时，那些充满爱国斗志激情的少年们第一次懂得了除了枪炮，爱国心也是克敌的武器。
傅悦生因出色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如愿成为临城县抗日县政府工商支局通讯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侵华日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11月一个夜晚，千余名日军乘铁甲列车企图从临城逃窜，鲁南铁道大队将其围困在沙沟一带。“12月1日那天，日军排着队，把步枪、山炮、轻重机枪都交了出来。”傅悦生回忆道，“咱们游击队员就百十来人，却让整建制的日军投降，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一幕，成为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历史瞬间。
解放战争时，傅悦生在鲁南工商系统保障前线经费，1946年学习后任出纳，1947年背着账本打游击，1948年入党并参军。离休定居丰台后，他为老党员送学、当孩子的“国防教育爷爷”，他说：“年轻人不能忘了那段历史。”
高守业：
“从那时起 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在丰台的家中，老兵高守业佩戴着党员徽章，脊背笔挺，虽已近期颐之年，但军人硬朗的气质丝毫不减。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老人的思绪依旧清晰，向记者娓娓道来。
1929年，高守业出生在吉林省东丰县，10岁随家人搬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高守业自小生活的两地都曾是伪满洲国统治地区。
1932年3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操控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在随后13年里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利。日本侵略者很早就意识到，想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毁灭其精神与意志，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伪满洲国的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
“每天早上要唱‘伪满洲国国歌’，向‘首都’长春的方向鞠躬。”80年过去了，高守业仍清晰地记得在伪满洲国学校读书的细节。除了学习满语，还要学习日语，日本文化无孔不入地浸透学生生活。那段记忆如此深刻，老人说，他至今还能清晰地记住几句歌词。
“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其统治下长大的孩子来说，甚至‘中国’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高守业回忆道，14岁辍学后，他来到一家店铺柜台打工，一个相熟的来自河北的掌柜办了“出国证”回了趟家乡，带来了关外八路军抗战的消息。高守业这才知道，伪满洲国外是中国，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提高了思想认识后，高守业也想为保卫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1948年，19岁的高守业参军入伍，1949年入党。他先后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战争等，荣立三等功两次。1968年4月起，在北京高炮七师二十团工作，在和平年代坚守战备岗位，持续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高守业一家人自1958年起定居在六里桥街道，看着丰台一步步成长变化。“我们刚搬来时，四周还都是平房，现在都建起高楼大厦了，丰台的发展日新月异。”高守业说。离休后，他发挥一名党员的余热，用亲身经历向孩子们讲授红色故事，积极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我为集体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党组织始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高守业说，感谢党和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继续发光发热，坚定不移跟党走。
陈桂荣：
“经历了那段最艰苦的时期 才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经历了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才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在东铁匠营街道101岁的陈桂荣家中，这位党龄77载的老党员，用这句朴实而深刻的话语，概括了自己跌宕起伏的百年人生。
“嘣！嘣嘣……”1941年秋，刺耳的枪声如惊雷撕裂了河北省蠡县里岗乡村庄的宁静。陈桂荣当时还是奔跑在农田里的小姑娘，她与父亲和乡亲们慌忙钻进玉米地躲避。枪声过后，家园已成火海——日寇洗劫了村庄，她熟悉的房屋化为灰烬，全家一夕之间一无所有。“那时每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下一个被抓走的是谁。”陈桂荣回忆道。日寇以“抓共产党”为名肆意抓人，飞机轰炸的阴影笼罩着村庄。为了活命，家家户户开始挖掘地壕。昔日热闹的村庄陷入死寂，白天村民们躲进地壕，邻里间不敢往来，田地也日渐荒芜，只有偶尔出现的“洋火”“旗袍”提醒着这片土地被侵略者占据的残酷现实。
日军占领村子后，17岁的陈桂荣与伙伴们瞒着家人投身革命。身强力壮的她，主动承担起为山区游击队运送军鞋的重任。“路难走啊，都是晚上摸黑送，一趟下来上百里。”她穿着破旧的鞋子，背着沉重的军鞋，她的双脚常被磨得鲜血淋漓，但想到前线战士的需要，就从未停下脚步。“当时一心想战士们需要它，我不能停！”然而，比路途更危险的是无处不在的告密者——村里地主为讨好日本人，时时窥探。陈桂荣回忆道，“一个伙伴的父亲就是地下党员，因地主的告发，被日军抓走后，从此杳无音信，唯有被埋在村外‘万人坑’的传言。”这血的教训让她更加警醒。
1948年，24岁的陈桂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承担起秋收和公粮工作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她将抗战精神延续，作为妇救会主任，挺身保护受旧家庭桎梏的妇女。1954年，陈桂荣随亲人来到北京，从护工到琉璃厂员工，再到工厂食堂采购，她干一行爱一行，以勤恳和热忱赢得广泛尊重。
退休后，陈桂荣扎根东铁匠营街道，专注妇女与卫生工作。她将那份“老战士”的担当也带入社区：定期召开妇女座谈会，倾听心声；策划健康讲座、技能培训，邀请专家赋能女性，鼓励社区妇女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在她的带领下，社区合唱团屡次斩获佳绩。从躲避枪炮的小姑娘，到服务社区的银发先锋，陈桂荣始终以一名“战士”的标准丈量人生，以抗战精神践行责任与担当。
本版文/记者 姜欢 袁阳 郭晓妍 蒲长廷
制图/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