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冲破重重阻挠。他怀揣着“科学报国”的滚烫初心，踏上归国航程。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播撒下航天梦想的火种。70年后，中国航天事业铸就辉煌，他以科学家精神点燃的火炬指引新一代航天人奔赴星辰，续写着中华民族的飞天传奇。

2025年，是人民科学家、火箭院（前身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首任院长钱学森归国70周年。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不仅用一生践行“科学报国”的誓言，更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穿越时空的宝贵精神财富。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从冲破阻挠毅然归国，到白手起家开创航天事业；从淡泊名利躬身科研，到甘当人梯培育栋梁，钱学森的生命轨迹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今天，我们再次走近钱学森，缅怀这位科学巨匠，他的精神品质，指引中国航天人接续奋斗，奔赴星辰大海。

归国许国，赤子丹心照山河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救信，字里行间浸透了钱学森对祖国母亲的赤子深情。1955年9月17日，历经我国政府的艰难斡旋与不懈营救，他终于挣脱枷锁，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甲板上，钱学森凝视着渐行渐远的北美海岸线，在日记里郑重写下：“再见了，美国。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航行，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开启了一个民族的航天纪元。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国不久，陈赓大将紧握他的手问：“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钱学森目光如炬，斩钉截铁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这句铿锵誓言，点燃了中国航天的燎原之火。

1956年2月17日，归国后不久的钱学森向周恩来总理呈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国家决策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仅仅8个月后，中央就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1956年10月8日组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且委任钱学森担任院长，后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

在他带领下，科研团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仿制“1059”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的导弹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争气弹”。1966年10月27日，他主持“两弹结合”试验，导弹携核弹头精准命中靶心，中国从此拥有实战核威慑能力。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牵头成功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在赞誉面前，他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做了一点点事。”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89年，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这句感言让世界动容。晚年的他，虽已无法亲临发射场，却始终牵挂着航天事业。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92岁的钱学森亲笔写下：“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从“1059”到“神舟”，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探月，他用一生践行了“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正如他所说：“人民说我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就是最高奖赏！”

敢为人先，破壁拓荒开新程

“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创新。”20世纪60年代初，钱学森用“博弈论”启发科研人员：“下棋不能一成不变，我们的设计、工艺、技术操作等，也是如此。要不断变革，创新！”当时我国导弹研制正在仿制期间，他鼓励大家“在仿中学，仿中用，但不能被仿制束住了手脚。现在要有变革创新。”在他推动下，科研人员提出几十项技术革新，这些突破推动中国航天从仿制迈向自制，为东风、长征系列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1939年，钱学森就与导师冯·卡门共同提出了“卡门—钱近似公式”，奠定了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基础。回国后，钱学森开创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学科，为我国航天工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更具开创性的是，钱学森提出总体设计部思想，将复杂航天工程拆解为系统模块，实现多学科协同。这种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机结合，让中国航天在短时间内用较少投入实现跨越式发展。

钱学森还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了中程导弹加一级构成中远程导弹，再加自旋稳定的固体火箭作第三级，构成运载火箭的主张。1970年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他以战略眼光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稳步前行的坚实根基。

四严为纲，精益求精铸根基

在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期间，有一次课堂上，他对学生说，“小数点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所以你错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四严”精神成为航天人刻在骨子里的准则。

钱学森曾告诫学生说：“搞科学的要下笔千钧。”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苛。1941年时，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科研成果《柱壳轴压屈曲》一文，攻克了困扰航空界多年的难题。这篇文章仅寥寥10页，但在研究过程中，编有页码的推导演算手稿却达800多页，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他在装手稿的纸袋上写下“Final”（定稿），随后又在“Final”前添上“Nothingis”，变为“Nothingisfinal”，寓意着对科学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

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首飞失利，残骸坠入戈壁。钱学森告诉团队：“失败原因一是忽视弹性问题，二是地面试验不充分——搞科研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他带领大家制定“70条”研制规范，开展十几次大型地面试验。“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中国由此拥有了自主研制的导弹，拉开了自行研制导弹的序幕。

名利轻抛，无私奉献映初心

1957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职务；至1960年，他主动申请改任副院长。究其原因，是行政事务繁冗让他难以兼顾科研工作，钱学森坦言：“我是科学家，我的专长在于科研。”辞去院长职务后，他潜心投入技术攻关，有力推动各项重大工程实施。“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的信念，深刻彰显了钱学森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1961年，钱学森留意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无力购置计算尺，遂将《工程控制论》的稿费及个人积蓄1.15万元悉数捐出，为贫困学子购置学习用具；1995年，他获何梁何利基金100万港元奖金，随即直接转赠沙漠治理基金，用以支援西部建设。在“万元户”尚属稀缺的年代，他用行动诠释：真正的财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

1960年，钱学森搬入航天桥一栋红砖楼，此后再未搬迁。组织上多次提出为他建小楼，均遭其婉拒。在这栋寻常的三居室中，他接待过“航天四老”，审阅修改过导弹图纸，亦为学生授课。这般淡泊的生活背后，折射出其心如止水、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

钱学森一生荣誉等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但他始终遵循“不题词、不写序、不兼荣誉性职务……”的“七不”原则，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心扑在事业上。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钱学森毕生践行的誓言。

协同攻坚，群策群力克万难

“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实际是几千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协同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自的创造……因此用‘㗃礹마梀馘露�ᥭ槚䢀梀梀�font>钱学森始终强调集体力量。1960年起，他每周在自家召开“神仙会”，与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讨论重大技术难题。意见一致时钱学森当即拍板，不一致就实证；成功之时，功劳归于集体；失败之际，责任由钱学森一力承当。正是这种“技术民主”氛围，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在无数航天人的协同努力下，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首枚导弹——“1059”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65年，钱学森组织制定“八年四弹”规划。为集思广益，他组织研究院、厂所两级群众讨论，2400人组成“三结合”小组（研究、工艺、工人），最终形成科学方案。在这一科学规划的指导下，中国的火箭事业以较快的速度和辉煌的业绩一步步走向成熟。

钱学森经常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帮一线人员分析、解决问题，是大家心中的主心骨和坚实依靠。他亲自领导制定了“两弹结合”循序渐进的试验方案，并仔细审查首区、航区、弹着区的安全措施等。在飞行试验过程中，钱学森更是亲力亲为、身先士卒，他用行动告诉大家，科研不是孤胆英雄的独行，而是一群追光者的共舞。

甘为基石，启智薪传育栋梁

1956年1月，钱学森于总政文工团排练场发表题为《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的演讲，听众包括三军将领与科研人员。他在演讲中提议：“成立‘火军’，即装备火箭的部队！”此后，1960年3月22日、23日，钱学森两度赴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技术与原子能应用。这些系列讲座在国内首次系统普及导弹知识，为中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技工作者有两项任务：搞科研，育人才。”为提升航天领域人才的专业素养与技术水平，钱学森化身“启蒙老师”，为青年学子和科研人员开启知识“扫盲”之旅。他专门编写《导弹概论》，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地点多次亲自授课。同时，他系统拟订空气动力学、自动控制、电子线路等多学科研习计划，建议哈军工、北航设立导弹专业，清华等高校设置相关学科，由此构建航天人才培养体系。他更倾力推动多个研究室的建立，不遗余力地倾注所学于人才培养事业。

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的八年间，钱学森的教育思想获得了生动体现。他亲自讲授课程，强调基础宽厚、理工结合、理论结合实践。在千余名学生中，涌现出8位院士、8位将军及376位研究员与教授。其中，由其亲自授课的500名学生中，便有5位成为院士。

钱学森的育人智慧，还体现在他启发引导的教育方式上。在“东风二号”焊接方案讨论时，他让两种意见实证：先试第一种，无效；再试第二种，成功。他并非通过命令指挥大家如何如何，而是启发大家走向正确的道路。这种“启发式育人”理念，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锤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理论赋能、实践历练、梯队建设、精神塑造，钱学森全方位构建了中国航天领域的早期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解决了当时科研团队“从零起步”的问题，更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长期发展的人才根基，为后续航天事业的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70年前，钱学森归国前夕，他的老师曾问：“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难道种苹果吗？”他目光坚定地回答：“如果祖国需要，我种苹果树也不是不可能！”这句肺腑之言，道尽了赤子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恋。如今回望，钱学森种下的并非一棵寻常苹果树，而是一株以科技为干、报国为根的参天栋梁，它在神州大地拔地而起，以蓬勃之势飞速成长，冲破天际，直贯霄汉。

70年后的今天，中国航天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巡弋寰宇

“天宫”空间站环轨运行

深空探测器远征星海

……

中国人不仅做到了外国人能做的，更在持续缔造独属中华民族的航天奇迹，钱学森的赤子之心与科学精神，早已融入中国航天的血脉，成为支撑一代代航天人砥砺前行的最深沉力量。

如今，新一代的航天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志承伟业，将钱学森精神品质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他们传承着“敢为人先”的开拓锐气，在未曾涉足的领域踏出坚实足迹；他们践行着“协同攻坚”的系统智慧，让属于中国航天的奇迹在协作中诞生；他们铭记着“甘为基石”的初心，用青丝染霜的奉献，铺就通往星辰大海的通天大道。

从钱学森点燃第一簇航天火种，到今天中国航天照亮寰宇，每一步跨越都是精神与信念的接力。当长征火箭的尾焰再次划破天际，当“天宫”的舷窗映出地球的蔚蓝，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科技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对时代的深情回响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束光照亮前路、激励后人，永远在中华民族探索宇宙的壮丽征程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