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20时，“丰彩城市艺术季”线上投票环节正式落下帷幕。这场为期7天的艺术评选，汇聚了75件城市彩绘、城市地景与城市家具作品。回溯赛事历程，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众多创作者围绕“城市艺术”主题深耕创作，在彩绘、地景、家具等领域展现多元巧思。丰台区26个街镇、3个园区化身“艺术试验场”，让无数创意落地生根。

其中，右安门街道的彩绘墙作品——“右安史画”（位于景风门地铁站G口与E口之间），以42947张高票脱颖而出，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右安门街道这幅长55米的“右安史画”，以纵贯古今的叙事手法和细腻生动的画面，将右安门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融为一体：观众既能从中瞥见金代街市的热闹景象、明代城门的雄伟身姿，也能感受到如今都市的繁华气息，成为连接城市历史与现实的“视觉桥梁”。

这幅作品之所以广受青睐，核心在于它精准戳中了群众对家乡历史的眷恋、对城市发展的自豪——在品味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也传递出时代发展的蓬勃力量。如今，它已不仅是一幅彩绘墙，更成为右安门街道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以艺术之美串联古今，以文化之韵打动人心。值得一提的是，“右安史画”中呈现的金中都景风门、明京师右安门两大标志性建筑，背后还藏着北京城市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

北京的“建都史”，离不开金中都的关键转折。早在辽太宗时期，北京城被命名为“南京”，成为辽代“五京”之一，但彼时辽代政治中心仍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京”仅为陪都，并未真正承担都城职能。金代初年，都城设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随着疆域不断扩张，加上女真新旧势力的权力博弈，金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推动迁都——1153年，正式将都城迁至北京，并命名为“中都”。这一决策不仅帮助金朝摆脱了旧贵族的束缚，加速推进汉化进程，更让北京首次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实现了从“城”到“都”的根本性转变，开启了北京长达800多年的建都历史。金中都城的建设颇具匠心：它仿照北宋都城开封的格局，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建，共设13座城门，位于东南角的便是景风门。如今，景风门的遗址就在右安门街道的景风门地铁站附近，地铁站的名字也正源于这一历史遗迹，让千年历史与现代交通完成了一次巧妙呼应。

与景风门的“规划性诞生”不同，明京师右安门的出现，源于一场改变明朝城防格局的“意外事件”。明初1368年，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明太祖朱元璋将其改名为“北平”，取“平定北方”之意。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将“北平”改名“北京”，还参照南京的朝廷建制设置官署，让北京逐渐成为明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当时的明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向南平移，延续了“内城+皇城”的嵌套格局——内城设9座城门、紫禁城设4座城门，这也是老北京“四九城”称呼的由来。不过，此时的北京尚无外城，右安门更不在建设计划之中。转折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这一年，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为逼迫明朝开放边境贸易，率军从古北口突袭，一路直抵北京城下，明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因当年为庚戌年，这一事件被称为“庚戌之变”，也是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第二次被蒙古军队围困都城。嘉靖帝将此视为奇耻大辱，痛定思痛后决定整顿军务、修建外城，遵循“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的理念，强化都城防御。受限于财政压力，明朝最终仅完成了南面外城的修建——从高空俯瞰，外城如同给内城“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城”也成为北京城的经典别称。南外城共设7座城门，右安门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南二环路上的立交桥仍沿用这些老城门的名字（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让300余年的历史记忆得以传承。

右安门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跨越了百年时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建外城时，仅完成城台与门洞；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设瓮城；隆庆二年（1568年）加建城楼；直至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箭楼才最终落成，形成“单层单檐歇山式城楼+半圆形瓮城+箭楼”的完整格局。其旧址位于如今南二环右安门桥附近，地处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与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交界处，“右安门街道”的名字，也正源于这一历史遗迹。事实上，“右安史画”的故事只是丰彩城市艺术季众多精彩作品的一个缩影。从描绘园区科创活力的创意墙绘，到融入社区生活的家具地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结着创作者对城市肌理的细致观察、对文化传承的深入思考，藏着鲜为人知的内涵故事与情感温度。